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关于“意境说”的若干问题

    罗钢;

    长期以来,“意境”被视为中国美学和诗学的核心范畴。近年来,这种观点受到包括作者在内的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挑战。彭锋将这场论争中出现的观点概括为“正统说”“西来说”“突变说”与“渐变说”等四种。他的分类问题颇多。其基本策略是将反对者的观点以“现代意境说”加以掩盖和收编,从而抹杀了这场论争的实质。作者就“意境说”与西方美学的关系,“意境说”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与彭锋、肖鹰展开了对话。作者指出,尽管两位学者在捍卫“意境说”时诉诸西方解释学理论,但他们不仅曲解了解释学,而且其观点也经不起“解释传统”的检验。

    2018年05期 1-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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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国维的悲剧观念

    刘东;

    对于王国维先生的自杀,历来都有诸多的解释或猜测。本文认为导致他做出这一决绝选择的一应偶发的外在诱因,只有通过一个关键性内因,才能起到无可挽回的作用,这个内因就是他的“悲剧观念”。他早年曾沿着叔本华哲学的固定取向,肯定西方的悲剧精神。尽弃西学之后他又未能及时跟进西学的最新发展,这使他毕其一生都未能摆脱叔本华的阴影。这种未经深刻反思的悲剧观念把悲观主义当作值得肯定的价值,既给他加固了去孤高地选择厌世的信念,也给其他社会成员带来了认可、甚至膜拜他这种选择的舆论环境。所以,他的这种选择凸显出了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巨大压强,以及在那种压强下的不明就里的盲从。在中学与西学的比对与折冲当中,真正可取的理性态度应当是时刻站在两大文明的界面上,敏锐关切来自双方的发展与变迁,从而促动双方并长争高的恒久对话。对于“悲剧观念”的更加积极的解答,也理应到中西之间不稍间断的文明对话中寻找。那种消极弃世的态度,不能算作合理的人生解决方案;而基于孔子“知其不可而为”的有限理性精神的启发,深入反思这种悲观判断的价值和缺陷,进而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这种幽暗的意识,才是更加深刻和更有力道的。

    2018年05期 17-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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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出语言”:从“论证”到“证悟”——创构“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内在机制

    吴子林;

    文学艺术是一项健康的事业,是世界的废墟之中一种永恒精神的绽放;然而,一场“语言的瘟疫”正肆虐着文学艺术创作及其研究,使得世界愈发沉重、晦暗,“走出语言”是当务之急;“毕达哥拉斯文体”直接涉及学术思想的创造,创构这一述学文体的内在机制,在于“以美启真”,即始于“负的方法”,终于“正的方法”,以“证悟”代“论证”,以轻驭重,走出“语言的牢笼”。

    2018年05期 28-4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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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宋词中的都市风采与人文精神

    杨庆存;李欣玮;

    都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宋词关于都市风采的描写,不仅蕴含着中华文化“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核心理念,而且体现着都市建设的鲜明民族特色和文学表达的强大艺术魅力。柳永《望海潮》立体式多侧面描绘杭州风采,是展现都市风采的经典之作;宋词对于都市标志性建筑楼宇台榭群的描绘,展示了宋代都市宏伟的气势规模和非凡的建筑艺术;宋词关于园林亮丽风姿的描述,将都市、人群与自然融为一体,反映了宋代都市的宜居环境与审美高度;宋词中表现都市街道交通发达繁华景象的篇章,揭示了都市巨大生命活力的基础条件;宋词描绘丰富多彩都市文化的内容,体现了城市内在的精神风貌与人文情怀。宋词运用汉字形、音、义等多方面的表达优势,与城市的生态风貌、文化建设等浓厚人性化内涵完美结合,创造了生动形象而又深刻感人的艺术境界,反映了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辉煌。

    2018年05期 41-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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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谈清华简《摄命》篇体例

    李学勤;

    2018年05期 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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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摄命”即《书序》“命”“命”说(2)

    贾连翔;

    2018年05期 49-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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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华简《摄命》的性质与结构(2)

    程浩;

    2018年05期 53-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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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与上古礼乐制度

    石小力;

    2018年05期 58-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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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海贸易、自然灾害与气候变迁——元代中国沿海的倭患及其原因新探

    马光;

    对中国倭患问题的研究,以往学者多集中关注明代嘉靖大倭患,但对元代倭寇问题却缺少相应的热情。事实上,至迟在1309年,倭寇就已开始侵扰中国沿海。之后,不但东南沿海惨遭倭患,就连北方的山东、辽东等沿海各地也频受倭扰。学界多认为倭患与海禁紧密相连,然而,元代允许日商来华贸易,较少实行海禁,但倭寇活动依然猖獗。由此可见,倭患与海禁并无必然联系。在探讨倭患原因时,学界多从中、日和朝鲜半岛的政治形势、海洋政策等角度思考,却忽视了更深层次的气候与环境因素。日本频繁出现的干旱、台风、瘟疫、洪水等自然灾害是导致日本国内出现动荡局势的重要诱因,而气候变冷则导致日本粮食减产,引发饥荒,进而导致倭寇流向朝鲜半岛和中国沿海四处掠夺。如果说自然灾害、动荡的政局等是深层因素,那么庆元等地官吏的贪污腐败和勒索无度则是部分倭寇事件的直接导火线。

    2018年05期 61-7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1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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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代江南与徽州之间的运棺网络及其协作机制——以善堂为中心

    张小坡;

    清代江南的商品经济最为发达,是徽州人外出经商、务工的主要集中地。清中后期,江南各地的徽州会馆先后成立义庄和丙舍等慈善设施,设专人管理,单独收支,规章严密。徽州善堂的主要功能是为身故同乡寄放掩埋棺木和扶柩回里。由于杭州独特的地理位置,新安惟善堂成为连接江南各地徽州善堂与家乡的中转站,为运送回里的棺柩提供暂厝、转运服务。徽州境内的各处登善集负责停放外地运回的棺柩,确保将其送到死者家中安葬。江南各地的徽州善堂、惟善堂、登善集三者在逻辑结构上是分、总、分的关系,构成了一条完善、有序的运棺网络,并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形成了内外联动的协作机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旅外徽州人的后顾之忧,有助于发挥徽商的群体优势。

    2018年05期 74-8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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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大澂与晚清东北边务

    陈可畏;

    晚清东北边务的问题,是19世纪70年代末在中俄伊犁交涉过程中产生的。1880年至1883年间,吴大澂以三品京官身份奉命经略东北边务,先后推行了编练边防军、招抚边地金匪、筹措边地屯垦等有效措施,加强了东北边防;同时,他还针对中俄边境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在海参崴设中国领事公所,保护朝鲜以钤制日本等主张,为加强东北边务献计献策。1886年,吴大澂再度奉命出关,与俄国重勘东部边界,收回了部分被俄国侵占的领土,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18年05期 87-9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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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近代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解决方案之争

    陈建樾;

    清末以来,如何以及怎样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一直有着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一争论在当下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依然不断浮现。民族国家,是国家形态的现代发展。在具体分类上,民族国家分为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不同类型,决定了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不同路径和不同方向。中国从历史到现实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认识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是近代以来如何建构现代国家的主要争议焦点,也是选择不同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的分水岭。这一争论延续至今,并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争论的主轴议题,因此对于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治理、民族政策和未来方向,具有重要且关键的意义和价值。本文围绕这一议题,初步整理和概括呈现了这一解决方案之争的历史情况。

    2018年05期 93-10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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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埃及政商关系演变的原因和影响(1974―2011)

    陈琪;段九州;

    埃及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政商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埃及政商关系蜕变的直接因素固然源于不同时期的国家政策,但不同时期国家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外在挑战的主动或被迫反应,这种政商关系周期性变化的结果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表现。伴随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波动,国家内部的政商关系亦会出现同步的振变。从1974年到2011年,埃及的政商关系经历了三种模式:“依附式”“协商式”和“一体式”,对应着政府与商业之间的融合度和互信度变化和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总的来看,经济自由化的进程大大推动了埃及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消弱了国家的调控能力。

    2018年05期 104-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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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金融科技合作体系构建与金融外交升级

    李杨;程斌琪;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常态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和繁荣。金融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资金融通的重要桥梁,支撑着各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而金融外交作为整体外交的重要一环,保障着开放战略的不断深化和有效执行。作为金融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金融合作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手段,是中国深度参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工具。当前,以分布式技术、互联技术、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中国的金融科技产业快速崛起,正逐渐成为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领导者。在这一新浪潮中,应该厘清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分析金融科技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2018年05期 113-1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7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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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朝刑科题本与新史学

    常建华;

    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是中国近代四大发现的古文献之一,其中的刑科题本由于保存了丰富的社会经济内容而受到重视。20世纪以来,以强调借鉴社会科学,讨论国民、群体、社会为主的新史学,替代帝王“家谱”的传统史学,蔚为大观。新史学随时代前进,不断推陈出新。在清代社会历史研究方面,从社会经济史到社会史,再到生活史,以资本主义萌芽、阶级关系、下层社会、婚姻家庭、诉讼司法、性别研究、日常生活(生命、生计与生态)的不断探索,推动着学术研究,而这些学术发展与利用清朝刑科题本有密切关系。本文不仅介绍学术界利用清代刑科题本的研究成果,而且旨在揭示新史学与清朝刑科题本的关系,探讨史学变化与时代之间的关联。

    2018年05期 126-1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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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遮蔽的光彩——李景汉与中国近代人口调查研究

    吕文浩;

    中国近代人口调查史是研究中国近代人口史的重要基础。民国时期社会学者主持的人口调查,规模大小不一,但调查方法比较严谨,代表着中国人口调查走向近代化的基本趋势。作为中国近代社会调查的奠基人之一,李景汉在社会概况调查的学术架构下先后在定县主持了1928年515户人口调查和1930年5 255户人口调查,从中获取了定县乃至华北农村社会人口状况大量而准确的数据,在此基础上他展开了对华北农村人口问题的极有价值的研究;他还参与了1934年定县人口总调查,并详细地总结了在中国农村调查人口的经验教训。1938至1944年间,李景汉与陈达、戴世光等学者共同主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云南的人口调查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调查主任和主要设计者之一,他都有外人不容易看到的重要贡献。相对于政府主导的诸多人口调查,社会学者主持的人口调查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忽视这条线索将会使我们不能看到中国近代人口调查史的全貌。

    2018年05期 140-15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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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礼通考》著作权公案初审

    张涛;

    《五礼通考》是中国古代礼学、礼制文献的集成之作,但长期以来,其著作权却不无争议。自清代乾嘉以降,颇有学人认为此书乃秦蕙田攘窃自徐乾学、万斯同等所编五礼之书。近代梁启超、陈训慈、金毓黻等学者对此各有论列,或是或否,而均未能坐实其说。而案查今存徐乾学等所编《五礼备考》残稿,经综合比勘,可知《五礼通考》与该书在结构框架、资料编排上较为相似,尤其《五礼通考》案语竟有直接化用《五礼备考》案语之处。秦蕙田等人在编纂《五礼通考》过程中曾获见徐乾学等所编五礼书,吸收利用其成果。尽管《五礼通考》成书与《五礼备考》残稿具体内容存在差异,但秦蕙田此举及其对这一行为的隐瞒,导致了著作权公案的发生。

    2018年05期 151-16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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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由与实定性的辩证——青年黑格尔实定性批判思想研究(1793—1800)

    王兴赛;

    青年黑格尔(1793—1800)实定性批判思想是其政治哲学思想的一个方面,可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在1793—1795年,黑格尔的实定性批判主要表现为康德式主体自由与基督教(作为实定宗教)之间的对立,即内在性、自发性、自律和自主与外在性、强制性、他律和权威性之间的矛盾。在1795—1799年,黑格尔的实定性批判主要表现为统一哲学的自由与以分裂为特征的实定性的对立,实定性批判也扩展至康德自由理论与现代国家等。在这两个阶段,实现人民宗教的理想与复兴古典共和主义是黑格尔的目的所在。在1799—1800年,实定性的必然性或命运得到承认。自由必须要在实定制度中得到实现。由此,青年黑格尔的实定性批判思想表现为自由与实定性的辩证,即由对立走向和解。

    2018年05期 165-17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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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形而上学之极限与另一开端之预示——论海德格尔对谢林《自由论文》的定位与根据

    张柯;

    海德格尔给予谢林《自由论文》史上罕见的高度评价,断定其是“西方哲学最深刻作品之一”,是关乎西方思想之走势的伟大作品。但这一定位的根据还需得到彻底阐明。通过文本分析和脉络考察可以看出,海德格尔这一定位的根据在于:《自由论文》以触及形而上学之极限的方式对“存在与人之关联”问题进行了探问,构成了对第一开端之终结和另一开端之预示的双重见证,由此它不仅是西方哲学的关键作品,也同时堪称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上的重要路标。

    2018年05期 173-18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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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克朗茨的“笛卡尔美学论”及其命运

    张颖;

    埃米尔·克朗茨的《论笛卡尔美学》(Essai sur lesthétique de Descartes,1882)将古典主义美学命名为“笛卡尔美学”,将布瓦洛确认为笛卡尔在诗学上的代言人,这与当时学界既有的一些共识有所冲突,这是招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议的原因之所在。在“克朗茨事件”之后,美学史的写法有所变化。具体说来,后-克朗茨时代的美学史写作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克朗茨著作的主要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一种传统,不少著作或明或暗地接受了它的研究框架和主要论题;二是,在经历了重重洗练和反思之后,“笛卡尔美学”问题的微妙与复杂性被认识得更加充分,被处理得更加慎重。表面看来,“克朗茨事件”在今天的中文世界湮没无闻。然而,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所奠定的写作框架,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美学史著作,而它显然处在克朗茨传统之中。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一直无意识地走在克朗茨开辟的道路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回顾那段充满争议的学术史事件,展现克朗茨那部消而不亡之作的主要观点和论证过程,勾勒它的思想背景和后续命运,或许可以为今天的美学史写作提供某些参考。

    2018年05期 181-1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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